孙太初
在云南艺术界堪称考古专家、文化学者的孙太初先生，于年乙丑12月18日出生于昆明大西门，父赐名天复，字太初，20岁后以字行。故有朱文“乙丑生”印章一枚，颇得意。
他自述出自浙江余姚孙氏，祖籍云南大理鹤庆。明洪武年间祖上以运粮事，遣戍云南，定居鹤庆。八世祖健举，为万历二年进士，任贵州布政使司参政。曾祖清泰，清进士，官山东道监察御史江南乡试考官。父，藩，光绪二十九年优贡，任护国军参谋，驻粤滇军第二师参谋长、云南讲武堂、广西讲武堂教官。晚年闭门谢客，以歧黄之术活人。
年4月25日，太初先生仙逝于昆明，享年88岁。病榻前，当时的云南省书法家协会郭伟主席极沉重地对笔者说：“老先生一走，云南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旧文人式书画家已成绝响”。这句话可能是对孙老最真切的评价。
中国传统文人，肯定都是先攻经史，旁及诗词，余情书画，视金石为小技。虽书画之名盛于世，然仍孜孜以求于经史，谆谆教导后学书画为余事者，如黄道周之流，便是传统文人书画样式。太初先生便是云南省内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人书画样式的代表，走的也是博学雅艺之路，书画面貌是由考古学者后及金石书画所构成。因其博学，其艺也宏雅，因此，论及先生，首先要论他是一位学者。
作为一位旧学根基深厚之人，太初先生嗜古之深，可以用“骸骨的迷恋”来形容，他一辈子都可以用“以古为生”来描述。他考据古迹文物、写旧体诗、嗜古书画，所以气质里带有古文人的与世无争，淡泊隐归情怀，举手投足间就有高士之风。
笔者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事业，大抵以兴趣为种子，师友为土壤，机缘为雨露，天资为阳光，缺一不可。太初先生20岁时因喜欢书法绘画，父亲孙藩先生，请蒋蒋山先生教授北碑，日课《张猛龙碑》。后因避日机轰炸昆明，返回故里鹤庆，入丽江中学，开始师从在丽江中学授业的大画家周霖先生学画。17岁时，因黄疸病辍学在家，返回昆明以书画自遣，并时常到昆明知名的书画装裱店宝翰轩、文古堂等处流连。并在那些地方与滇中书画界名家王坚白、布震宇、虞舜知、赵松泉诸先生相识，开始随从诸先生游学。
文古堂主彭寿祺精通拓古碑，肆间滇中古碑旧拓多从其门出，太初先生与其订交，于古籍碑版多有启蒙。19岁时，任职于昆明市国民政府秘书室，又有幸与篆刻名家孙静子、蒋维崧、钱瘦竹、李泽甫、郑梨村等先生过从甚密，多有受益。后又因与青云轩笔店的老板王丙坤订交，并因此结识胡小石、唐立厂、沈从文诸位名家，眼界学识俱有精进。
得益于上述师友的熏陶沁润，太初先生开始广泛收藏古书碑帖。如乾隆拓《魏李超墓志》《张迁碑》《孔宙碑》，陈簠斋精拓本《秦瑯琊台刻石》，田清泉手拓《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谓京”二字不损本《汉韩仁铭》，杨幼云藏初拓《江都厉王塚中刻石》《五凤刻石》，明拓本《隋王泉寺大业钱双铭文》等古碑善本。而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入手所得，可见他嗜古之痴。此时，他与赵松泉、王坚白、虞舜知、萧士英、赵若陶、袁晓岑诸先生成立碧社，举办书画联展，开始展露头角。解放初又得未刻邱均恩题跋本《爨龙颜碑》，清初拓《龙藏寺碑》，有谢履庄题跋的初拓《汉孟孝琚碑》，未剜字本《爨宝子碑》等珍品数十种，碑拓百余纸。
太初先生从事金石考古的种子和土壤，随后，于年到北京参加第一期考古工作训练班，机缘使他得蒙雨露，开始成长。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期考古工作培训班，是由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联合举办，授课老师都是中国学界的耄老硕儒。如名震当代的马衡、向达、裴文中、贾兰坡、梁思成、启功、徐邦达之辈。
得此机缘，太初先生调入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任调查征集部副主任，兼历史考古组组长。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云南的考古及文物征集、整理、保护工作中。可谓硕果丰盈、居功至伟。在他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生涯中，最被人津津乐道者，当推“滇王之印”金印的发掘与发现。
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在太初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多年的发掘，于年11月在昆明晋宁石寨山青铜时代墓葬群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当时的先生手捧金印，激动万分。滇王金印边长2.4厘米，钮高2厘米，重90克，背上蟠着蛇钮，印文为汉篆“滇王之印”。
太初先生常说滇王之印的发掘是许多人参与的结果，他只是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具体是谁一锄头挖出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千多年前古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证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是可信之实录。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证明了古滇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之后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这样的亲历，方是一个文物工作者之幸事。
太初先生这种“居功不傲、知荣守辱的风骨”的品质，“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事实也是，就建国后云南早期的文物考古及收集整理，他不遑多让。自他从年调入云南省博物馆开始，一生都在云南各地搜访碑石，收集整理散佚云南各地的文物，汉代碑刻、南朝碑刻、隋唐碑刻、南诏碑刻、大理国碑刻、元明清碑刻、伪国（吴三桂时期）碑刻，以及碑铭、火葬墓碑、墓幢、墓誌、墓阙、塔铭、经幢、造像、摩崖、诗文、题名、谱牒、诅盟、画像、少数民族文字碑刻、砖瓦、碑额、碑阴、碑跌、滇人撰书之碑、游宦流寓撰书之碑、释子撰书之碑、甚至一家一族之碑，他无所不论不搜不考。
其中，太初先生发现的“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石座为已知云南最古汉代刻石。将云南碑刻最早纪元定格在了公元85年，实证早于此，汉学已入古滇。他悉心搜集、校勘、整理，最后汇集成《云南古代石刻丛考》一书和《南中吉金录》一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探求云南古代碑刻的索引指南，是云南考古绕不开的阶梯。说太初先生是云南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一定不会悖谬。
《云南古代石刻丛考》和《南中吉金录》成于年文革最甚之时。当时书法不好的人都很热衷用毛笔写大字报，而书法很好的太初先生却悄悄退出了江湖，避难昆明西郊。一个有文人情怀的人，他本来应该归隐江湖，但当时江湖很乱，他连江湖都归不去了，只有退守蜗居，在自己家，在郭伟等一干门人弟子的家里抱残守缺。当时郭伟家也很狭窄，先生等人甚至要跨窗入户。
但就在那里，太初先生等厕身一爿，江湖上风急浪高，蜗居里静日好读碑。买不到碑帖，他就叫郭伟用棉连纸双钩。江湖上玩文攻武卫，他们玩断碑残碣。文革结束，当别人卷帘珠梦只落得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时，他们却三春杨柳、九夏芙蓉，正当时好。先生曾说过，也算是古人救了自己一命。听了让人莞尔。这也可见他不与时流同污之风骨。
太初先生的这点名士风骨是真的，与冯唐戏?的“参禅悟道、喝烂酒摸老板娘屁股的假名士”不同。他骨子里的这点气，是久居兰室，自带馨香的一种天然气度。让笔者看到一种嗜古的“骸骨迷恋”所熏陶出来的古文人精神气度。
确实，太初先生从不讲健身养生之类，但他养心。他从不对人颐指气使，从不对人假以颜色，说话非善言不说，对人非礼不施，对一般人温善随顺，唯独对带“官”字的人，讨厌得近乎执拗。好像中国经典古文人，都同官绝缘，如白石老人“官家莫入民宅，与主人不利”之意同。所以他对官从来不感兴趣，曾有省级大官人请他鉴定几件东西，因气味不投，他坚请不去。而有抱着藏着几件“宝物”来请先生掌掌眼的百姓，他却滔滔不绝，用昆明话说就是“吐沫都说成丸药了”，真的是不吝赐教。
太初先生的屐履遍及云南，广闻博见，滇中硕儒耄老与他多有交逰，滇中艺林珍闻掌故如数家珍。于是，他成了云南文物考古界的活字典，所著文物散文汇编《鸭池梦痕》一书，文字淡泊镌永，似周作人散文一脉文法，实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的《滇云逸事》。读他的文物随笔、金石题跋，仿佛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一个个人物，一个个事件，读之如昨。
读太初先生的《鸭池梦痕》，笔者常常想，以他的文笔，就是不以书画论，成一散文大家亦无不可。以他的见识与学养，写就煌煌巨作亦无不能。然先生怠于写作，只留下这70多篇散文、随笔甚是遗憾。诚如原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作家协会主席黄尧先生言：“以先生才学，如稍驰心性，笔墨悠游，必与文学诸大家比肩。每思之，不禁扼腕……实先生于我滇中文才难得，读云南，不读先生，枉于缺失，读先生，不读先生美文，未得全貌”，此言不虚。
太初先生弱冠即溺于书画金石。但是他在三艺中，自许金石较多。年，他51岁时，有感于张宗子“人无癖，不可与交”之言，开始自号“石公”。他说“盖余一生有印章癖、怪石癖、碑帖癖，凡此种种无不为石”。另外他有一方印章，朱文“吾道在石”，可见他对金石的用心。他先后从滇中书画界耄宿王坚白、布震宇、虞舜知、赵松泉诸老先生遊，得初窥书画门道。他20岁时，从大关县学者吴梓伯先生处购得《金石录》《隶释》《两汉金石记语》《石遯??金石丛》等书开始得窥金石门径。后有机缘与篆刻名家孙静子、蒋维崧、钱瘦竹、李泽甫、郑梨村等先生过从，多受提点。之后又相识胡小石、唐云厂、沈从文诸先生，过从甚密，受益良多。
但先生刀下，受陈曼生、黄牧甫的影响较多。笔者曾有幸听先生说过，他从来不喜欢破铜烂铁式的印章，所以他的印章无论是取法周秦玺印、汉魏碑版还是泥封砖瓦，大多印面洁净妍美，寓险绝于平正，峭拔而深沉，气息静和安祥。他的篆刻力求完整精致，印文笔画方折，银钩虿尾，意境萧疏简淡，奇崛老辣。书法以篆隶为长，隶书以《汉礼器》《张迁碑》用功最勤，参与何绍基笔法，自有趣味。大篆以《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等为根基，笔势高古雅逸。
太初先生之画，走文人画一路。所谓文人画，即不以此为专擅，纯属课余之戏，在诗书之外，以笔墨调节心情，故重笔墨情趣。他曾言：“自吴苦铁上溯八大山人，宜可证入如来境地”。先生如是言，也如是做。所以在他笔下，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灵魂不散。虽未证入无上菩提之境，但实已证得明心菩提。
郁达夫说：人有了家就不同于没有家的人，多有拘束，少有纵逸。太初先生一生政治上背负右派之名，生活上独力抚育仨个孩子，身体上还承受着38岁时被石碑砸伤脊椎的伤残，一身重负。他身体和心灵上的负重，外化成笔墨时，多有拘束，少有纵逸，这是其不足。然论其书画文秀博雅，大多是认同的。
太初先生身材修长，年少时风度翩翩，有点当年周郎的意思。他22岁时，随第一方面军入越南受降，在河内中华会馆与张庆麟举办书画联展，一时盛况。在河内时，有越南女子阮氏蓉，垂青他，两人流连还剑湖旁，常诵心有灵犀之诗，作琴瑟珍重之诺。当他归国之时，阮氏赠予银手链以订重见之约。只可惜，山高路远，一别竟成鸿雁，要不然又是一段佳话。笔者年到越南时，特意到还剑湖拍了几张照片，回来奉上小诗一首：“还剑湖边树森森，游子行吟梦一痕。绿水轻拍玉山寺，红桥蜿依报恩门。诚信化剑铸犁日，能将干戈换帛温。俯首收拾旧履迹，落叶无语自纷纷”。回昆明请太初先生看了笔者拍的照片和诗作，他沉默了许久，两人枯坐了大半天。过了一段时间，先生打电话叫笔者过去，见面后，只见他拿出一页诗笺，上面写道：“苦竹泠泠荷雨青，秋风别我钓鱼汀，好持使节朝天去，莫道江湖有客星”。
写下这段插曲，是想说先生是一个用情极深的人。他后来与汪静女士结为百年之好，可惜年中道永别，夫人离世时年仅47岁，先生之痛无人可知。他曾言道：“读元稹悼亡之诗，不禁涔涔泪下，绘《孤禽图》以志凄凉心境”。他镌刻“卅年风雨负閏人”巨印，并和泪写下《哭室人五律二首》《题静妻新婚后靓妆小照》等诗篇。先生以古时文人对待爱情生死不渝的情怀，在随后30年的时光里用最深沉的情感一直在悼亡。他独力抚育三个儿女，独坐故纸书城，心如枯井止水。这种旧文人式的爱情表达是林适、赵之谦之流精神上的别调同弹。
太初先生文革之后，在云南艺术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开坛授业，桃李遍及滇云，余泽被及后世。云南金石书画上的学子，大多受其影响，厕身门庭者、私淑先生者成一时风尚。贤者如中国工艺美术服装学院教授郎森、云南省第三、四届书法家协会主席郭伟、副主席孙源，女书家吴丽丽等都出其门下，先生亦可谓余泽不绝滇云，九皋唱于名响了。
（图片来源李轶和网络）
孙太初
年乙丑12月18日出生于昆明大西门。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著名考古学家、文史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三十年终身荣誉奖、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滇云印社社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年4月25日，孙太初先生仙逝于昆明，享年88岁。
本文作者：李轶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云南文献研究院（云南书画院）研究员，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研究员，云南书法院会员。
作品数十次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国家书法院，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展览。作品被多个博物馆收藏。有多本著作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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