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其中《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最有影响。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守夜者札记》《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传记《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编者按：《通往母亲的路》是作者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故园》中的首篇，洋洋三万余言，以素朴的感情和缓缓流动的文字，叙述了母亲充满酸楚的一生，细腻地描写了她同长辈、丈夫、儿女、乡人、陌生人以及神灵之间的关系。这种叙述是理解，是反诉，是在通往母亲内心世界和品格之路中的追寻。折射出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令人唏嘘：“我感到慰藉，同时不无悲伤。母亲的爱是大爱——土地之爱，底层之爱，甘美而苦涩。使我的文字，得以连接广漠无边的野草。即如一株棘木，虽然没有松衫一般的伟美，却也有着直立的枝干，可以刺向夜游的恶鸟，无畏厉风的吹袭”，林贤治如是说。（本刊编辑：孙爱国）
他并没有找到重返母亲故乡的路。
——弥尔顿《复乐园》
十四年前的那个清晨，夜雾未散，我同亲人一起在呜咽的唢呐声中把母亲送出村外，然后让她孤身一人耽留在荒丘之下。细想起来，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然而我无力抗拒。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母亲的面容和那熟悉的佝偻的背影了。
每逢清明还乡，进门便看见堂前燕子的空巢，那么刺眼。庭院里种植多年的铁树一直恣意生长，旁若无人。厅堂没有什么布置，显得有点寥落，原先的一张大方桌不知被摆放到了哪里。墙壁张贴的年画早已褪色，也没有更换。神台仍在，炉香仍在。我常常独自走里屋，在暗影中站立片刻；或者伸手摸一下母亲的眠床、木箱，用过的米缸、箩筐，偶尔打开柜子看看她年轻时纺织的白麻布匹……目睹几十年、一百年的旧物，以及蒙覆其上的灰尘和虫蛀的细屑，心里不能不感到一阵空虚、恐惧与悲凉。
墓草一年年照例地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与母亲相隔绝竟然有了十四个年头！
惊觉之余，不免失悔于母亲在世时，自己太过悭吝，舍不得匀出更多一点时间陪伴她。对此，我当然可以拿出关于谋生的各种理由为自己宽解；事实上，这种无意的疏远，正是因为长期忽略了母亲的存在。平素，我便很少和母亲交谈，即使谈话，也多限于常事务，不曾触及内心。对于母亲，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所能做的，唯在物质的供给上面，即所谓“赡养”而已。
可诅咒的文字加深了彼此的隔阂。作为文盲，母亲根本无力阅读我的著作，虽然她会把书捧在手里细细抚摩、翻弄，并且准确地记住书的页码。而我，在意识和潜意识中，竟也像从前那些傲慢的士大夫一样，把母亲看作“愚妇人”；她说的话，听起来是觉得琐碎、冗长、没有意义。
母爱是自然的、无私的，没有边际，盲目而；而子女之爱——如果存在的话——是反应的、被动的、有限的，到底是自私的。唐代诗人孟郊有诗比喻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慈爱施与儿女，从来不图答报，像太阳把光辉无言地洒落大地，而大地上的生命，获得它的恩泽却浑然无觉。
时间之流深且阔。十四年来，我寻不到通往母亲的路。专享的可能，兴许是乘坐记忆之舟了，然而，这又是多么虚妄的事情啊！
我不禁想起古代的一则刻舟求剑的故事。我是那个涉江的楚人，如今坐在船上，且在船边刻下许许多多的记号，而到了最后，不是照样寻不到已然失落的珍爱之物吗？水流迅疾，逝者如斯，我发觉过往与追寻的距离是愈来愈远了。
1土匪的女儿
母亲是邻村廉村人。说是邻村，其实同我们村子相隔十多二十里路，只是中间见不到其他村子，由一片山地逶迤相连。在当地，两个村子都算是大村，有好几百户人家。不同的是，我们村子面朝大海，廉村则陷落在茂密的山林中间，小时候跟随三姐出城路过，印象有点阴郁。传说过去土匪经常在廉村出没，想来是有根据的。
我的外祖父恰好是一名土匪。
母亲七岁那年，他被他村里的人砍死了。
所谓匪，大约可分两类：一类劫夺富人，一类反抗官府。不管属于哪一类，外祖父铤而走险，终不免同贫困有关。或许，比起其他佃户，他的血液中会多出一种容易着火的燥烈的物质。三姐从祖母那里得知，由于外祖父的行动过激，他在同伙中死得特别惨。
母亲从来不曾告诉我们这些，不但不说外祖父，而且也不说她自己。她不会说故事。她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
有一件事发生在母亲身上，实在匪夷所思。
假日，全家到酒店吃饭，经过一幅大镜子，母亲忽然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道：瞧这老婆子，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快要走不动了。再过十年，怕我也要变成这样子了呢！
我们觉得荒诞，可是都不敢笑出来，也不敢把实情告诉她。就是说，到了最后，母亲仍然不认识自己。
镜子与妇女密不可分。小时候，家里有一把手掌大的长方形镜子，是当时家庭流行的一种，镶着铁框，背后有支撑的铁线支架。至今已经忘记是母亲用的还是三姐用的，还是两人合用，总之，印象中母亲梳洗时是不用镜子的。城里的新家镶有一幅壁镜，想来母亲出入其间一定会照见自己。可是，妻告诉我，母亲曾经说过，她害怕照镜子。这使我想起史书中关于镜子发明以后，人们惊恐和迷惑的记载。大约母亲在镜子面前弄不清楚为何有两个自己，如果撇开光学知识，惟忠实于个人感觉的话，那么，把映像看作幻象、异像或幽灵，不是没有因由的。
母亲说到底是一个前现代的人。
世界太大了，而且，变化太快，花样又多，母亲怎么可能认识它呢？
母亲活了九十三个年头，一生走不出小村子；即使晚年迁居城市，仍然走不出小村子。她不知道有一个地球，在她的眼中，大地是平的，望不到头。所谓世界，就是一个村庄接连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接连一个城市，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她知道有一个中国，别人说她是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当然还有外国，但是外国在哪里她不知道。她不曾见过外国的国旗，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国家，有所谓普选和公投，那投票就像习惯的拈阉一样。她知道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知道那里是出产皇帝的地方，却不知道有著名的中南海。不过，她知道那里有一个广场，很大很大的广场。
世界上的大人物，除了毛泽东，她一个名字也不认识。土改时，家家户户派发了毛泽东像，父亲小心翼翼地贴到墙上，从此母亲知道了那是皇帝一样的人物，根本不懂使用“领袖”这个词。文革时流行“老三篇”，人人知道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她也弄不懂“人民”是什么东西。人们把毛泽东说成“红太阳”，她更不解，人和太阳有什么干系呢？除了毛泽东，所有人在她看来都是差不多的，就像一堆番薯，没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别，也没有彼此依附的关系；由于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组织的存在，因此，众多的人对她来说，都成了番薯，一个一个的番薯。
父亲常常笑话她什么都不懂，什么事也不管，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着。她是本分的人，凭什么去管天下的大事？何况许多大事连大家都不知道。对于她，世界上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家人害病、坐牢、被批斗和被管制，其次是她的两个密友的事，再就是村南发生的事，连村北也管不到。比如，我们巷子里一共十多户人家，有两家的女儿上吊死了，另外两家的妇女跟别村的男人跑了，两个小青年吸毒，一个被关进戒毒所里了，又有一个青年人加入了黑社会，最近失踪了……这许多事情，她都没有打听的兴趣，别人告诉多少她便知道多少。她知道了也不做宣传家，不报道，不议论，只是将消息透露给自家的儿女，暗地里为别人的灾难叹息。《史记》云：“桃李无言”，说的是“圣人”。母亲不是圣人，不是桃李，连灌木丛中的一枚浆果都不算，她只是低地里的一片草叶。
母亲是一个实在论者，不依赖逻辑、联想、形式主义，做不成形而上学家。面对世界，她一再坦承自己的蠢笨无知；但是，这并非苏格拉底式的策略，她不用策略，从来不懂策划和算计，那是聪明人的事情。她惟用自己的眼睛静静地看世界，感受世界。她在有限的范围中使用她的知识和智力，不同他人比较，不追求完全和完美，不存僭妄之心，不希图超越自己。让他人超越去，她不羡慕，也不嫉妒。她只想一个人留在原地，其实连想也不曾想到过，只是过去在那里，现在还是在那里。
母亲留在原地，正如生长在旷野里的树木，惟其不是世系名贵的嘉木，所以无须栽培，无须修剪，无须合乎规格地使用。她吸收的是自然的养分，向天空生长，向四周生长，更多地向自己的内心生长，所以特别结实坚硬。
像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母亲不曾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她的知识、理性、道德，都来自生活自身的教育，野性的教育。在古老的歌谣、传说、戏文、格言、谚语，和各种风俗习惯中，母亲伸展她的根须和枝桠，默默收集散布其间的光明、爱、向善的一切。她的生活是劳动者的生活，劳动赋予她许多美德；在劳动中，她是主角，她主宰生活。她知道种子是怎样成为果实的，所以她坚守自己，不指望他人的赏赐，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从不怠惰，从不屈服，直到最后。
人们常常称引康德的话，他说始终仰望头顶的星空，同时倾听内心的道德律。母亲虽然不曾像圣哲那样想往千万里外的神秘的空间，却也能俯视脚下的土地，恪守一种道德。不是抽象的道德，而是劳动者的道德，实践的道德，与大地结合为一体的道德。
……………………
母亲笃信观音菩萨，但不是佛教徒，而且不知道世界上有佛教。自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众多的宗教也不知道，由宗教引发的战争更不知道，正如不知道由各种主义引起的纷争一样。其实，知道或不知道于她都没有关系，她不关心也不干涉别人的信仰，这里谈不上宽容，她只是相信属于她的灵魂的神祗，如此而已。
在乡间，人们大多信神，也信鬼。母亲从来不曾对我们说到鬼，大约在她的认识中，人死后都会上升为神，而神是善的，正如活着的大人总是设法庇佑孩子一样。所以，每个家庭的厅堂都供有祖先的神位，布置着香炉和烛台，在节庆日或纪念日中接受后人的拜敬。大凡在这个时候，母亲显得特别虔诚，早早准备好祭台杯盏，从不肯仓促完事。所用的祭具，也要擦洗得非常干净，生怕玷污了圣洁的神。而且，事前一定要把孩子们找到，让大家鞠躬，跪拜，为先祖把香烛点燃。
村里原先有三座庙，供奉不同的神祗，土改后把里面所有的神像都捣毁了。公社化时，建造公共食堂缺少砖瓦木石，于是拆毁民舍之余，将庙堂统统夷为平地，并改造成为小学校的运动场。
八十年代初，民间兴起一股造庙之风，村里顺势重修庙宇，按人头收费。据说母亲踊跃得很，除她以外，连同已经迁往城市的家庭大小成员，也要额外替我们缴纳。每次庙会，包括祭神活动，母亲也都一样主动捐资。在敬神的队列里，她认定了她的家庭是不缺席的，因为她的子孙是神的子孙。
母亲随我来到省城居住的时候，父亲去世不久。她向我提出买一座小观音坐像摆在家里，说是留意到许多城里人家都设有神龛，有的甚至使用通电的红蜡烛，我们家不大，摆放一个瓷像就可以了。又说，家里有观音在，祖先有个聚集处。她的意思是，只要把香烛点燃，远去的魂灵就可以被招引回来。我始终觉得，这种做法很荒谬，没有理会她，也没有向她做出解释。后来，她还向我说过好几次，说明在内心里一直很坚持。
母亲敬畏神明，却从来不曾为她个人祈求什么。医院，治疗不佳，迁延时日，都没有像乡下许多妇女那样，要家人请示神巫。面对神明，她一面缅怀先人，带有感恩性质；另一面为后人祈福，希望在于将来。她一定想不通，一个亲近神明的小小愿望在儿子这里为何无法实现。
母亲希望把已故的亲人和生活中的亲人连在一起。其实不只是希望，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确信。在此期间，她一定想念父亲了。她会想到他在阴间的凄苦无依，希望通过香火和小神像，让他重新回到从前大家庭的氛围里。
这是母亲去世十多年来，只要想起来就让我痛悔莫及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出院回到老家，我买了一座崭新的电子钟，挂在她卧床对面的墙上，让她看得见时间的走动，寂寞中也算多出一个陪伴。其实，母亲的生命只维持十多天就完结了。百日过后，按照乡间的习俗，择了某日清晨，我们为母亲举办了“上花”的仪式。这个仪式办过以后，祭期便告结束。
就在这个清晨，我们吃惊地发现：壁上的挂钟指向七点。时间凝固了。指针停在原处，一动不动。
告别母亲！
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曾一百次拒绝医生，却又第一百零一次寻求医生，寻求针药。直到母亲停止呼吸，布满针孔的淤黑的手上，仍然接连着针头和输液管，氧气瓶仍然站在身边。其实，我早就应当听从医生的劝告，让她安静地眠息，可就是不愿放弃希望，期待有一天出现奇迹。希望是固执的，它使母亲徒然受苦，而人还是一天一天消瘦下去。在这个时候，我固执地相信，母亲仍然不忘保护我的心灵，让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尽，以使我做好准备而免于在瞬间碎裂。
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我不得不请来风水师，为母亲寻求最后的安息地。
我把地方选择在父亲墓地的旁边，让母亲的头顶有松树的荫蔽，让金鸡湾的流水从脚下逶迤穿过；让面前空旷，可以望见不远处的西边园，那里的木麻黄丛林曾经是母亲和我们劳作时休憩的所在；让望牛岗、梅子坑、鸽岔、白?的田地依次展开在母亲的眼底，让高高的罗琴山从白云那端唤起母亲的迢遥的记忆。这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遮拦。
选好墓地之后，我必须为母亲远行探寻一条平坦的道路。次日，我佩带柴刀，扛起锄头独自出门。经过村边的水塘、竹林、田垅、山坡，沿途斩除棘木和刺藜，搬走大小石块，填平水洼和低地。然后，坐在山岗上，四顾苍茫，顿时感到无比的孤独。父亲去世之后，因为母亲的存在而减轻许多苦痛；如今当母亲相随而去时，我才真切地感到作为一个孤儿的境遇。
最后的时刻。
我无力阻止他们把母亲搬走，像搬走一段木头。这是一群冷酷无情的人，他们不会尊重任何一个逝者，不会尊重母亲，可是我无力阻止他们。我扶着母亲的棺木，跟随着他们，穿过缭绕的雾气，伴同不时响起的唢呐声和爆竹声，直到墓地。那时，我像一个驯顺的孩子，听从他们的指定，为远去的母亲准备好一切：粮食，水，陶罐……我烧了纸钱，点燃香烛，照亮黑暗中的母亲，让她带着这有限的物质上路，一个人去走那无限的行程……
太阳升起时，母亲缓缓沉落大地。
母亲从小同泥土在一起，而今她把整个人交付给了泥土了。我同众人一起，抓起泥土撒向母亲。撒土，撒土，我不知道撒土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刻，我的心突然恢复了宁静。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母亲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我凝视隆起的新土，惟含泪默默祝祷。
十四年过去了。
时间之流深且阔。母亲，我无法等你回来，也无法泅渡到你身边，多少纷纭往事已随流水远去，剩下的碎片如何可能拼凑真实岁月中的图景？十四年来，无论从奉祖传的习俗烧香、跪拜，或者像其他文人一样在追忆中书写，我一样是形式主义者。母亲，我知道：我找不到你，没有道路通向你。
别了，母亲，永远别了！
年4月10日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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