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泛舟学海的青瓷知音
慈溪民间收藏如火如荼，特别是越窑青瓷收藏更是风生水起，大家辈出。仅就藏品规模而言，杨铭并不在第一方队，他的业界影响主要来自于屡有斩获的青瓷研究和富有启迪意义的收藏感悟。比如最近受到有识之士
一件战国青瓷盏催生一项科研成果
步入气派的杨氏别墅，多少有些意外，一楼客厅并没有摆放红木家具，太师椅、罗汉床、博古架等古典主义标配一样没有，想象中的古色古香完全被简约时尚甚至有些前卫的现代主义风格替代。杨铭解释客厅是家里公共空间，他的私人领地在顶层和地下室。
地下室两个大货架上储满了青瓷碎片和器物标本；顶楼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被许多藏家认为“精稀怪”的越窑青瓷，以及一面墙的文博理论书籍。要感受收藏家之家的那份盎然古意需要“上天入地”，所以，我们的采访还是被安排在宽敞明亮的一楼客厅。话题就是从杨铭手上的论文和一件青瓷盏开始的。
年的一天，一个跑路的藏家从乡下返城，带回许多老东西。杨铭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去围观，这已经是一种习惯，虽然他很少上手，大多只是看看，一饱眼福而已。但这一次却让他有些欲罢不能。地板上铺着一块帆布，上面堆满盆碗瓶罐等青瓷器。他蹲下身，一件件拿起来打量。打动他的是一件无论品相还是釉色都不显眼的青瓷小盏，高3.2厘米，上口径8.9厘米，底径4.7厘米，从胎质和釉色上基本可以肯定是西周时期当地越窑烧制的瓷器。当他翻过来查看盏底时，不仅一惊，眉头皱了起来：底部有四个清晰的芝麻粒大小的支钉烧痕。
越窑青瓷烧制工艺中出现过垫圈烧、封口烧、支钉烧等，杨铭依稀记得，文献资料上记载，支钉烧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如果他的记忆没出差错的话，那么就是他看到了足以改写教科书的文化物证。这件不起眼的青瓷小盏立马在他手中重似千斤。他不动声色地问藏家打算怎么卖。藏家可能以为杨铭出于经济原因，对品相完美的瓷器有价格上的顾忌，所以才对这件釉面干涩无光的青瓷小盏感兴趣。就说不单卖，只批发不零售，想要就打包全部拿去。虽然是“倒行”价，但这一堆东西还是让工薪阶层的他感到有些为难，只好恋恋不舍地把青瓷盏放回去。回到家中，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闭上眼睛那件青瓷盏就在眼前晃动。经过一宿的折腾他终于下了决心，说什么也要把那件青瓷盏拿下，不为家中多一件心仪藏品，完全是为满足自己学术研究的需要，钱可以慢慢积攒，文物一旦错过，就可能丧失一次考古发现。为了避免别的藏家捷足先登，他一大早就赶到跑地户的藏家家中，把那件青瓷盏连同一大堆并不太上心的瓷器一起买了回来。
买回来后，他再次对青瓷盏进行断代，又请两位有国家瓷器鉴定资质的专家掌眼，各方面都十分肯定地认为是开门、到代的西周时期的原始青瓷。然后，他又检索文献，查阅史料，关于越窑青瓷支钉垫烧工艺的记载，一些专家认为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其中以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海芳所著的《中国越窑青瓷》一书所述较为详尽：“东晋盘口渣斗，该器底部用七个硬支钉烧，是目前为止，所有青瓷中最早的硬支钉烧实物。”而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馆长闻长庆则认为，支钉垫烧最早出现在东汉晚期。面对越窑大咖们形成文字的学术论点，善于迎难而上的杨铭并没有退缩，本着以物证为准绳的学术精神开始了一个人的学术跋涉。那无疑是一次挑战权威，补充史料，完善教科书的文化苦旅。其中的亢奋和甘苦或许只有跋涉者自知。历时近半年他终于完成了题为《原始青瓷上的支钉垫烧痕》的论文。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论文的标题做得很谦虚，完全可以做成更醒目些的“原始青瓷烧制工艺的新发现”“颠覆史书的战国青瓷盏”等，由此可见作者的低调和学术严谨。论文完成后在圈内不胫而走，并传到京城，得到著名文博学者、原首都博物馆馆长马希贵的肯定，说杨铭的研究把支钉垫烧工艺的历史往前推进了近千年。可杨铭还是把论文交给了家乡媒体优先发表，他说，青瓷盏出自于古越这块土地，我也是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我的一切都是这片土地给予的，所以，有点成绩要先向家乡父老汇报，回馈这片土地。
从仰望蓝天到俯视泥土，人生处处皆精彩
杨铭凭借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以及藏品的“精稀怪”在业界赢得口碑，已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收藏家；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三十年前，他就已经名扬三北，并名副其实地载入了地方史册。
从照片上看，高中时期的杨铭绝对是个英俊帅气的青年，非常有文艺范儿，但他并没有以文艺的形式去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更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埋头课本，备战高考；而是很另类地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天空——他痴迷上了航模。这是个十分奢侈的嗜好，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精力、学力、体力，既是科学实践活动，又是一项体育运动。杨铭的青春基本就是在用亲手制作的航模去触摸蓝天的成功和失败中度过的。因为成绩突出，年，还是慈溪中学高三学生的杨铭被选拔到慈溪县队，代表慈溪参加浙江省第八届全运会。这个航模达人并没有让家乡父老失望，凭借灵活的技术、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稳定的现场发挥一举夺得全省航模项目冠军，在慈溪文化体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年的《慈溪县志》曾有专门记述：“杨铭：年省八届运动会航模FIA牵引项目冠军……”
同年，杨铭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幸运地成为以兴趣择校的名牌大学的学子。所有人都以为，他这辈子兴致已固定在天空，目光会锁定在蓝天和冲向蓝天的航模上。可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刚界而立之年，他的学术兴趣却发生度的转变，从仰望蓝天变成俯视泥土。
上林湖畔
灵湖边上
北航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为政法系统的公务员。年的夏天，他偕家人去上林湖游玩。那年夏天湖水很瘦，只盖住很小一部分湖底，而裸露的湖滩却把杨铭惊呆了，整个湖底目光所及全是青瓷碎片，蔚为壮观，十分令人震撼。他伏下身，拾起一片青瓷片，像被电击了一样，那蕴含千年文化密码的瓷片让他微微颤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无可名状的诱惑。多数乡人对青瓷的情感和爱好都是逐渐产生的，而杨铭却是在那一瞬间完成了与青瓷的盟誓，充满宿命味道。
从那以后，上林湖畔、栲栳山脉成了他周末必去的地方，捡拾各种瓷片，把具有文化含量、艺术含量的各种碎片收藏起来，潜心琢磨，从形制到工艺，从釉色到胎质，这种闷头观察、记录、沉思，几乎占用了他全部业余时间。而到了节假日，他一定会驱车到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地的博物馆，在各种瓷器前流连，一看就是大半天。他说，那一阵，反复去同一博物馆看同一件藏品是常有的事，每次看后感觉都不一样。他很享受这种变化，器物未变，变化的是自己的审美眼光，说明自己在进步。当上手的青瓷标本达到几千件后，他的古玩修养，鉴赏眼力确实有了质的飞跃。圈内人意识到杨铭的功力不可小觑也有点偶然，是缘于他无意中介入了一次朋友的古玩交易。
一次，杨铭和一藏家到朋友家做客，遇到一江苏古董商正向朋友介绍一件青瓷高足碗，品相、釉色看上去十分完美。慈溪藏家和朋友都很上心，拿在手里反复观赏，讨价还价要把高足青瓷碗留下。因为江苏古董商要价50万元，藏家有些承受不了，便商量和朋友一起拼下来（两人出资合买）。就在两人就出资比例达成共识，快要成交时，在一旁默默看了半天的杨铭发言了，用慈溪话让朋友和藏家再缓缓，含蓄地提醒他们，这件高足碗似有“妖气”。鉴于杨铭平日低调严谨和为人真诚，藏家和朋友听进了杨铭的话，决定转天再说。第二天，他们又找来有名望和国家鉴定资质的人，按杨铭提示重新看货，果然发现破绽，是高仿的新东西。按理，朋友和藏家都是老江湖，从入道时间上论都是杨铭的前辈，但却差一点走眼吃药，他们在惊叹杨铭眼力的同时也不由得感慨，江湖没有不变的座次，谁下的功夫多，谁悟性好，谁见得多识得广，谁就能走在前列。
一件其貌不扬的“土货”引出一个学术话题
收藏是比航模更加奢侈的爱好，收藏家们集体承认的匮乏，一是知识，二是资金。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杨铭的收藏并未因经济能力的局限而显出尴尬，倒是做得有声有色，成为平民收藏的样板。这主要与他的收藏定位和超脱的心态有关。他收藏的乐趣并非是把贵重古玩变为己有，供案自赏或变现渔利，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一个瓷片，一件残缺的瓷器都能成为他研究的标本，也自然成为他自珍的藏品。所以，面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动辄上万元的古玩，杨铭十分淡定，看看摸摸就过了，不会有情感波动。但对有研究价值、蕴含学术亮点的器物，只要力所能及却会千方百计拿到手。
几年前，他到宁波博物馆参观，顺道去古玩城转悠，在一知名藏家开的古玩店，看到一件高30厘米的盘龙罂，无釉，浅砖色的胎骨直接暴露，像是半成品。从形和胎上看是唐代的越窑瓷。他当时有点奇怪，唐时怎么会有这样的越瓷？这个问号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半年后的一天，他到我市龙腾艺术馆与陶艺名家沈燕荣茶叙，偶然看到背后的博古架上放着许多无釉、浅砖色的瓶瓶罐罐，他问沈燕荣，怎么会烧成这样？沈燕荣说是工艺需要，这是初烧，还要上釉后再进炉烧制。杨铭眼睛一亮，忽然想起在宁波看到过的那件盘龙罂，难道唐时越窑也有初烧？回到家后，他查阅资料，可史书和理论典籍上均未记载越窑青瓷有初烧工艺。杨铭敏感意识到，这或许是个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当务之急应该把唐代越窑初烧瓷的标本拿到手。于是，立马去宁波古玩城找那位藏家。可是，当他赶到宁波古玩城，那家古玩店已是人去屋空，那位藏家转让店铺不干了，左右店铺老板也说不准藏家到哪儿发展去了。站在人声鼎沸的古玩城，杨铭十分失落，后悔没有第一时间把那件要价并不高的盘龙罂拿下。
回到慈溪后，他当然不死心，调动所有关系寻找那位藏家。他相信，圈子并不大，七拐八拐总能找到目标。果然，经过慈溪藏家的帮助，他终于得到甬上藏家的信息。可是当他再次见到宁波藏家时，对方面对抱着明确目的上门的杨铭却态度大变，要价翻了几番，任凭杨铭怎么说也是咬定价位不松口。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里，杨铭频频与对方联系、沟通，但对方一直不为所动。几乎绝望的杨铭决定再与他面谈一次。当一脸诚恳的杨铭出现在甬上藏家面前时，对方终于被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折服，不忍心再看着他为一件品相并不算上好的东西来回百里地折腾，便以原价把这件“灰头土脸”的盘龙罂转给了他。就这样杨铭凭着韧劲拿到了可能是唐代越窑青瓷初烧工艺的物证。目前，他正就唐代越窑青瓷初烧工艺潜心研究，或许不远的将来又一篇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学术论文会在慈溪出炉。
宅男老帅哥的收藏愿景
研究越窑青瓷离不开书本。杨铭躲进书斋，埋首典籍的宅男生活已近二十年，研读过的古代和现代收藏大家、文博学者的理论著作少说也有百余部，而且每本经典著作上的圈点划线和眉批随处可见。这还不包括报刊论文和网络阅读。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型收藏家，他的最大优势可能就是名牌大学的背景，高学历约等于较高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大大降低了研读文博经典的知识隔阂，那些枯燥乏味的专业书籍被他翻得津津有味，像读小说一样兴致盎然。但杨铭绝不是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而是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书上的著名论点，他都致力在收藏实践中得到印证。比如他在读到徐定宝主编的《越窑青瓷文化史》时，其中有一个论断：“把瓷器出现的时间定在东汉晚期是有大量考古资料作为依据的。”就为这二十余字的一段话，他跑了近三年，四处寻觅东汉成熟青瓷标本。这三年虽然陆续收到些瓷片，可完整器物一直无缘上手。也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了三年的山重水复后，终于迎来了柳岸花明。年，他在余姚一藏家的家里偶然与一件东汉瓷邂逅。那是一件高10厘米，底径8厘米，口径5厘米的二系罐，釉色青中泛灰，与一般越窑青瓷的青绿釉截然不同，古朴幽雅，内涵厚重，明显是至尊的东汉瓷。杨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不就是自己朝思暮想，苦苦追寻的诞生于东汉的世界第一批越窑青瓷吗？但余姚藏家只是让杨铭看看，并未打算出手。杨铭与余姚藏家很熟，知道他的收藏方向是以文房四宝为主的文玩杂件，便投其所好，提出与余姚藏家“打仗”，用一件自己心爱的有铭文的端砚去换。这招果然灵验，余姚藏家对刻工精湛、纹理绮丽、润如婴肌的老砚爱不释手，痛快地和杨铭“打了一仗”。
杨铭说，他是幸运的，想什么来什么。其实，幸运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没有究根问底的学术精神，没有不轻言放弃的收藏实践，他很可能与这件年代久远、釉色卓异的二系罐失之交臂。
在采访中能明显感觉到，杨铭不仅气质儒雅，口才也颇佳，与他的文笔相得益彰。听他用标准的普通话科普青瓷文化简直是一种享受，那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的讲述，如果转换成文字，不用特别整理就是一篇学术论文，起码是一篇学术散文。彰显了一名基层领导和名校学子的文化底蕴。当问到他这么多年在青瓷收藏和研究上的最大苦恼和最大心愿时，杨铭直言不讳地说：最大的苦恼就是在青瓷研究的学术实践中，遇到高精尖问题时，能一起相互交流探讨，哪怕是争吵的人太少。这话很耐人寻味，不仅道出一份学术孤独，发出“嘤其鸣矣，寻其友声”的呼唤，也反映出搞越窑青瓷实战者多，研究者少，实战与研究相结合者少之又少的现实。而在谈到自己最大的心愿时，更是显出他的情怀和格局：放眼全球收藏界，越窑是少有的民间收藏超过国家收藏的品种，我和一批民间藏家、学者不计得失地研究越窑青瓷，就是想通过我们的研究、挖掘、整理，把越窑青瓷文化发扬光大，把上林湖越窑青瓷的品牌推向世界。
说到慈溪的历史文化品牌，最大最响最有地域色彩的无疑是越窑青瓷。为了使博大精深的越窑青瓷产生更强更广的文化辐射，杨铭及其志同道合的民间藏家、学者们正以淡泊功利的收藏研究，和高频次的官民互动而默默忙碌着。就冲这份桑梓的文化担当，无论他们在收藏和学术研究上经历怎样的徘徊，怎样的曲折，都值得我们留下尊敬的一瞥。
文｜李金波
图｜杨铭
责任编辑｜太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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